IDC中國軟件與服務研究部 高級研究主管經理 韓國華

近二十年來，隨著全球化和互聯網等新技術的發展，世界變得越來越平。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在全 球範圍內重新配置資源。因此，整合資源的能力決定著各個區域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定位和競爭力。服務外包是全球重新配置資源過程中衍生出來的新經濟增長模 式。中國經濟一方面被整合進歐美經濟體繫中，向其提供低成本的加工制造和服務，另一方面也逐漸成為歐美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之一。

跨區域的供給需求分析

在這種模式下，軟件開發等業務逐漸從成本較高的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流向成本相對較低的印 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具備新型跨區域供需關繫的第三次全球化資源配置浪潮。發達國家消費者剩餘和發展中國家生產者剩餘的雙增加推動Global Sourcing的蓬勃發展。

從供需角度分析，由於打破了區域限制，發達國家的發包商面臨著更加充分和富有彈性的供給曲線，如示意圖1所示(E為初始均衡點，E’為新的均衡點)，在需求曲線不變的前提下，供需均衡點向右下方移動，成交量增加，成交價降低，消費者剩餘增加。

而發展中國家的接包商則面臨著更為充分和剛性的需求曲線，如示意圖2所示(E為初始均衡點，E’為新的均衡點)，假設供給曲線不變的情況下，新的均衡點向右上方移動，成交量增加、成交價提高，發展中國家生產者剩餘增加。

當然，在新的供需模式下，發達國家接包商的生產者剩餘和發展中國家發包商的消費者剩餘都有所減少，其競爭力被削弱、短期需求被抑止。

面臨這種情況，發達國家的接包商也紛紛采取國際化擴張戰略，在全球，特別是低成本國家設置分 支機構、成立國際交付中心，從而降低其交付成本、提升競爭力，IBM, Microsoft, SAP, Oracle等軟件巨頭都有類似的軟件開發全球化分布體繫結構，而且布局重點逐步向印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此類現像情況充分驗證了該經濟理論的合理 性。

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包商來講，價格的提高有可能抑止其需求。但長期來講，由於跨國公司在發展 中國家更多的投入，發展中國家的供給也會相應增加，而同時由於技術進步和學習效應，導致供給曲線進一步右移，從而使成交價有所下降，成交量有所增加。如果 處理得當，Global Sourcing將引發發展中國家軟件需求的增加，釋放潛在需求。

如果將全球市場作為一個統一的市場來看，區域邊界的模糊鑄就了新型的供需關繫，Global Sourcing帶來了繫統效用的進一步提高，實現了雙贏。

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分析

由於Global Sourcing是全球化的競爭，競爭的主體參與者雖然是企業，但國家的整體競爭力至關重要。很多發包商往往是先考慮目的地國家，再考慮目標企業。由於相 對低成本，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競爭中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但由於發包商進行發包選擇時，考慮的是綜合投入產出比，而不僅僅是成本的降低，我們可能過高的估計 了低成本帶來的比較優勢。我們試圖用表1的估計數字說明該問題。

首先，發包商會考慮項目的質量，即在獲得同等質量的前提下選擇總體成本最低。由於發展中國家 的接包商在業務熟練程度、項目管理和提交質量方面與發達國家的成熟供應商有一定的差距，其成本需要相應降低以達到同樣的投入產出比。參見表1，例如，完成 某個軟件開發項目，完全在美國境內由成熟的企業開發，其價值估算為1億美元；如果在印度完成，質量略有下降，其價值估算為9千萬美元；假設在中國開發價值 估算為80千萬美元。

另外，除了人員工資等直接成本，發包商還需要考慮溝通成本、管理成本等需要投入的間接成本。 參見表1，如果隻考慮直接成本，由於工資的巨大差異，印度和中國分別為歐美直接成本的30％和20％；但考慮到增加的溝通成本、管理成本等間接成本，印度 和中國的總成本分別為美國的52％和48％。

綜合考慮投入和產出，美國、印度、中國進行該軟件開發項目的ROI分別為1.18，2.05，1.95。發展中國家應該通過提升項目價值和降低間接管理、溝通成本，協助實現發包企業投入產出的最大化，以及自身利潤的最大化，從而提升自身的比較優勢。

同時不容忽視的是，由於時差的存在，離岸外包（特別是跨多個時區的離岸外包）顯著提高了企業 軟件開發的速度，使產品投入市場的時間大大縮短，時間成本顯著降低，有利於企業獲得先發優勢。從投資的角度，淨現值增加，投資回報期減少，項目更具有競爭 力。可以說，Global Sourcing使企業可以7×24不間斷的進行生產，成為永不停息的企業。

印度與中國的比較分析

印度的先發優勢

在服務外包帶來的新一輪產業轉移的競賽中，印度像比中國龍出發的早，早了十幾年。在多年的積累過程中，印度形成了如下的競爭優勢：

規模經濟：印度的幾大知名服務外包企業，如TATA, Infosys, 其員工人數過萬，能承接大型服務外包項目，固定成本攤消使其實現規模經濟。

學習效應：人員經驗、管理水平、質量控制等多年軟件開發積累的學習效應

同時，對於承接歐美服務外包業務，印度有如下的天然優勢所鑄就的壁壘：

近似的語言和文化：印度的英語人纔豐富；文化和與歐美接近

廣泛的人脈關繫：大量印度人在歐美從事軟件開發管理等工作，其將業務發包到成本低、自己熟悉的地方成為自然選擇。

中國的發展出路

在近年來的服務外包摸索中，中國發展出了一批領先企業，如東軟、中軟、海輝、文思；以及比較 活躍的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如北京、上海、大連。特別是對日外包方面，中國的市場份額高達60％。但由於歐美市場發包量巨大，占全球發包量的80％，而中國 在歐美的份額不到5％，遠低於印度，造成中國離岸軟件外包的市場規模仍然很小，企業規模和人均產出遠低於印度企業。在鞏固日韓市場的基礎上、快速拓展歐美 市場，成為中國軟件外包進一步擴張的突破口。

在形成中國比較優勢方面，建議考慮如下角度：

範圍經濟：

由於中國存在大量的內需市場，將內需的軟件開發需求與海外的需求結合起來，實現“內外兼修”。企業可以在開發過程中共享生產資料（電腦、帶寬等資源）、開發者的技能（如對開發工具的使用和行業經驗的積累）、管理經驗（如項目管理和質量控制等），從而實現範圍經濟。

後發優勢：

可以借鋻印度軟件外包企業在項目管理、質量控制、以及人員培訓方面的經驗；同時吸取其員工跳槽率過高、成本迅速攀升等教訓，使中國軟件企業的學習效率提高，步子邁得更大、路走得更直。

創新：

創新是後起者趕超先發者最有力的武器，創新的方式可以有多種，如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軟件業 新的技術和模式層出不窮，SOA, SaaS，Web2.0等都為中國企業快速趕上創造了條件。業務模式方面，如果能吸引大批企業在中國設立制造工廠之後，將後臺業務向中國轉移，並充分利用 B.O.T（建設.運營.交付）、 C2P（成本中心到利潤中心）等風險共擔的業務模式，則可以使中國軟件外包走出一條差異化的創新之路。

另外，中國自然形成的天然優勢（或稱壁壘）也比較明顯：

良好的基礎設施：交通、電力、網絡等設施穩定、供給充裕。

巨大的中國市場：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吸引很多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已經成了微軟等國際企業最重要的目標市場之一，其軟件的本地化必不可少。

中國軟件外包產業發展中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

信息不對稱問題：

中國軟件外包企業的國際知名度低，尚未形成類似TATA, Infosys等中國的知名企業。培養龍頭企業、建立國際知名度和聲譽至關重要。其實，深入了解中會發現，中國軟件外包企業不乏優秀企業和成功案例，但很多企業隻顧“悶頭做事”，忽略了宣傳和品牌建設。

缺少類似印度NASSCOM的軟件協會機構，進行行業監管、提高信息透明度。各地的軟件園某種程度上起到了上述作用，但由於比較分散，存在競爭，缺乏國家層面的聲音。

人纔供給的問題：

“哪裡有合適的人，我們就把業務發到哪裡去”，這句話代表了發包企業的共同心聲。現階段，缺 乏合適的人纔成了制約服務外包市場發展最大的瓶頸。從前面的供需分析來看，全球外包顯著提高了消費者剩餘，其市場需求及潛在需求非常充分。但受限於各地合 格人纔數量有限，供給相對不足。保守估計，中國服務外包未來五年的人纔缺口在15萬左右。人纔的培養和引進將成為外包市場飽和之前持續的話題。

外部性：

制造業，特別是某些高污染的制造行業具有負的外部性；而軟件外包行業，由於屬於知識和勞動密 集型行業，可以解決就業問題、改善勞動力結構，白領階層可以拉動消費提升，其正的外部性不容忽視。同時，先進制造需要卓越服務，從而形成雙螺旋上升的良性 產業結構，推動中國產業升級。

政府扶持和干預：

在發展軟件外包方面，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稅收和補貼，支持中國軟件企業的發展。同時，營造良好的外部軟硬件環境，形成實用型的人纔培養機制，也有助於發展初期的中國軟件外包產業做大做強。

企業分析

由於軟件外包企業的特點，決定了二八原則的適用性，即大客戶占企業收入來源比例很高，維繫大客戶並深化其合作可以給企業帶來可觀的收益。如下經濟學理論可以供中國軟件外包企業參考：

囚徒困境與雙贏思維：

接、發包企業之間，在最初合作時，由於缺乏相應的信任，往往造成交易成本提高，個別情況還會 造成雙輸的局面。如果接包企業能夠充分意識到，由於雙方在博弈過程中的相互影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是繫統利益最大化，從而抱著長期誠信合作的態度服務 客戶，必將收到良好的效果。很多對日外包的企業反映，日本公司在第一次合作時往往條件非常苛刻嚴格，但如果經受住考驗，並獲得客戶的信任，將會獲得長期合 作和良好收益。

六西格瑪與服務質量：

對於關鍵客戶、關鍵項目，往往細節決定成敗，需要拿出精益求精的精神，追求高服務質量，從而形成客戶滿意度、客戶忠誠度的良性循環。

價格歧視與生產者剩餘最大化：

將客戶按照地域（歐洲、美國、日本、韓國等），以及其所屬的行業（如金融、電信、高科技等）進行細分，找到各個細分市場的需求特點和主要訴求，通過差異化的服務和價格，以貼近客戶價值的方式定價，可以擴大生產者剩餘，實現接包企業的利潤最大化。

根據IDC公司2005年對上千家美國發包商的調查，其當年發包地選擇中，印度排第一位；而 其未來兩年後（2007年）的計劃發包地選擇中，中國成為首選。該調查有力的說明了中國在承接全球軟件和服務外包中的潛力，要實現這一藍圖，需要企業、政 府、各相關機構以科學、務實的發展態度，營造健康的生態繫統，助力中國經濟的產業升級和可持續性發展。

　　2007年，海外客户的发包目的正在悄然改变。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原始发包动机正在向实现更多价值增值转移，后者对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提升企 业灵活度等更具战略性意义。“与市场发展初期不同，现在的离岸服务商具有更清晰的业务战略规划和更明确的目标市场，并且在拓展业务和加强合作关系方面更为 理性。IDC认为，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的离岸服务领域将衍生出更先进的服务理念、更复杂和多元化的服务模式，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国在全球离岸服务市场 中的竞争地位。

　　为使离岸服务市场的发展更加健康和繁荣，中国的服务商需要找准自身定位、梳理和强化竞争优势、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加速市场拓展、增强服务能力、提升客户粘性。”IDC中国软件与服务研究部高级分析师余倩说。

　　2007年，日韩市场仍然是中国离岸软件外包的主体市场，占总体市场规模的51.8%，与2006年相比，以32.2%的增速稳步增长。在过去 的十年中，日韩市场为中国离岸软件外包市场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随着日本离岸服务业务进入稳定发展期，IDC预计2007～2012年期间，来自日韩 市场的业务增长速度将会放缓，复合增长率为27.2%。

　　2007年，来自欧美的业务继续快速增长，同比增长60.6%。充足的IT人才供给、产业环境的不断优化、逐渐成熟的离岸国际品牌等积极因素正 促使中国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中国的外包公司要赶上印度的竞争对手尚需时日，但2007年，越来越多的发包方将目光从印度转向中国。离 岸软件外包市场不仅实现了规模的迅速扩张，同时项目层次也得到了快速的攀升。未来5年，欧美市场复合增长率将达44.7%，预计到2009年，它将取代日 韩市场成为中国离岸软件外包市场的主体。

　　中国服务商对贴近目标客户的在岸市场开拓和服务能力的重视程度迅速提升，有效地加强了对海外客户需求的把握、增强了在岸咨询服务能力、提高了客 户满意度，并最终实现在岸、离岸资源的相互拉动，向更深、更广的服务领域拓展。在低端项目外包价格持续下调和人民币汇率不断走高的双重压力下，为了抵消由 此造成的利润摊薄，国内服务商正积极拓宽服务领域，向价值链高端进发，并通过更多增值服务建立和保持与客户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IC产业每年都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在研发上。但近年来由于成本突增，同时受制于知识产权控制，芯片制造商更多地将他们的研发需求转移给联盟、晶圆代工厂和第三方供应商。一些观察家担心如果长期维持这种趋势，大部分芯片制造商将停止研发工作，这个曾经鼎盛一时的产业将向那些专业性的服务性机构转移。

    同时也有一些外包研发的芯片制造商对所获得的回报不甚满意。一些批评者对这种新兴的研发合作模式是否可行持怀疑态度。

    半导体研究公司(SRC)（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创业园）则对这种合作模式充满信心。该集团成立于1982年，是几个研发创新倡议的牵头人。其中一个是纳米电子研究创新联盟（NRI），该联盟计划在15年之内寻求论证极限尺寸10纳米以下的新型组件。

    SRC同时还加大了在“应用研究”方面的投入。比如，它已经悄悄地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签署了一项共同研究多核处理器的谅解备忘录。

    此外，SRC的总裁兼CEOLarrySumney透 露SRC正在筹建一个模拟设计中心，用以研究模拟和混合信号技术在更宽的频带范围的应用。同时还有一个计划正在进行中，即课题研究合作 （TopicalResearchCollaboration），该计划将首先通过两个独立项目满足能源和医疗研究方面的需要。

    Intermolecular公司（位于加州的 SanJose）同样也在扩张自身的业务范围。去年该公司因推出高效率组合平台（High- ProductivityCombinatorialplatform，HPC）而一炮打响，该平台能够为各种工具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对芯片材料、加工 和器件结构方面的研发还有促进作用。公司可以向芯片制造商销售用于研发的工具，同时还可以利用自身的设备组建研发产品线。

    现在，Intermolecular公司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小批量生产研发线以开发一系列新兴存储器技术，例如相变存储器和resistiveRAM。公司CEODavidLazovsky表示公司同时还在酝酿开发3D芯片和太阳能市场的类似技术。    

    Intermolecular的业务正在蓬勃发展， 2007年有记录的订单达到了5500万美元。其中一个客户本身并没有研发系统，而是指定Intermolecular作为它的研发方。Lazovsky 说“像Intermolecular这样的公司改变了整个IC行业的面貌。”

    几乎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一点，但也有一些认为这种改变是令人不安的。

    芯片研发“并没有死去，它还在进行中。”Gartner公司（位于康乃狄克州的斯坦福）的分析师DeanFreeman说。“但随着成本不断升级和研发变得越来越难，我们预计将会有更多公司的研发业务被外包出去。”

    内部独立设计的研发模式在某些方面不再可行了。Lazovsky指出：“许多芯片制造商仍然采用大容量的制造工具和Fab进行研发，但该行业不能再用昨天的方法来应对今天的挑战了。”

    这种转型的环境对于研发外包行业来说就是一个金矿。除 了Intermolecular和SRC，像AlbanyNanotech，IBM技术联盟，欧洲的 InteruniversityMicroelectronicsCenter，日本的半导体尖端技术联盟（Selete），全球半导体制造联盟 （InternationalSematech）和SVTCTechnologies公司都在蓬勃发展。

    芯片制造商正在积极地四出寻找合适的研发伙伴，即使像IBM和英特尔这样的巨头在这种环境下也独木难支。据Intermolecular称，总体来说半导体的研发成本将会翻一番，从2007年的500亿美元增长至2012年的1000亿美元。

    Gartner公司表示单个半导体公司开发45纳米制程的研发成本在15亿美元左右。该公司还预计32纳米节点的研发成本将上涨15%——25%。

    IC行业平均花在研发的费用占其销售总额的12%——15%。但这一数字某种程度上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供应商持续地将越来越多的业务外包出去了。

    Gartner公司的Freeman表示，研发外包业务速度的加快对遵循摩尔定律的技术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其中包括碳纳米管、异构IC、高k/金属栅介质技术和非平面器件（如FinFET）等。

    一个备受瞩目的研发外包的例子是德州仪器（TI）去年决定停止数字研发业务并将其外包给晶圆合作厂商台积电（TSMC），TI将集中精力于内部的模拟器件研发上。

    AMD、飞思卡尔、英特尔、恩智浦半导体、东芝、三星、ST以及许多半导体商都将更依赖于外部研发资源。

    一些学者预言整个IC行业将得到彻底地整合。Freeman认为这股整合热潮最终将归于某几家研发和制造商：IBM技术联盟、英特尔和台积电。也许还有三、四家存储器制造商。模拟市场则是另一番景象，他相信某些公司能够在这场暴风雨中挺下来并茁壮成长。

    随着研发业务的转移，知识产权控制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外包业务的批评者担心随着更多的IP核流向一些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这些国家能够因此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核心技术并最终和欧洲、日本、美国相抗衡。

    SRC公司的Sumney则有不同的意见：“IP是否越洋登岸的问题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半导体行业本身就是全球性的。”  

    1980年以前，只有几家巨头公司，如贝尔实验室，通 用电气，IBM和施乐帕克研究中心（XeroxParc）能够从事半导体研发。Freeman说：“当20年前美国政府强制解散了拥有贝尔实验室的 AT&T公司时，半导体研发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了。其中的研究组织再也不能做任何研究工作，至今也未能恢复。”

    与此同时，一些曾经自己进行研发的芯片制造商开始意识到投资的沉重负担。行业联盟开始鼓励合作研发。

    其它研发模式也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IBM和芯片制造商组建了技术联盟以分担研发成本，晶圆加工厂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现在，像Intermolecular，SVTC这样的专业研发服务提供商和一些小型厂商也加入进来。许多公司还保证有能力将技术“从实验室带到晶圆厂”。

    研发模式逐个看

    每一种研发模式都各有优劣。比如Freeman所说的芯片制造联盟Sematech，当初成立时打着“为了共同利益”的旗号，但其后的发展却有点远离了这个方向。

    一些联盟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Crolles2， 当年由飞思卡尔、恩智浦、ST和台积电高调组建的研发联盟，去年飞思卡尔率先退出了联盟，反而加入了IBM的技术联盟；同时，作为创始成员的恩智浦半导体 （当时还是飞利浦的子公司）也退出了该联盟，并和台积电组建了新的联盟。

    有消息称IBM的技术联盟成员AMD曾经私下抱怨与暴涨的IP核费用相比，它所获得的回报是微不足道的。但AMD的发言人表示这些纯属谣言，报道也是毫无根据和意义的。

    一些人认为只有联盟或者晶圆厂中的一些优秀公司能够支持独立研发。晶圆研发厂商SVTC的首席执行官DavidBergeron表示：“晶圆厂的研发成本是不可接受的。”该公司最近刚刚成立了一个太阳能开发中心。

    SRC的Sumney支持联盟模式，并认为联盟模式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如何平衡各个成员的研发需求。比如，随着公司逐渐向Fabless或fablite转变，他们的研发重点将从满足摩尔定律转移到应用研究上去。

　　毋庸置疑，各地政府发展本地软件、服务外包最重要的是人才储备。我国着名企业战略专家、易中董事长宋新宇博士认为，以前很多地方政府竞相建设开发区主要是吸引制造业投资建厂，现在，建立科技产业园发展IT服务、软件外包成了各地政府间新的竞争方向。

　　在博弈中发现差异我们思考的问题应该是各个城市应该做哪一块，而不是大家都一窝蜂去抢同一块。

　　久利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总经理何永正博士，最近参加了在大连举行的“2008中国软件自主创新论坛”。他告诉记者，尽管地方政府都有不同的 支持政策，但是寻找有潜力的本土软件公司投资依然很难。这里面包括的因素很多，其中软件架构师等人才的缺乏、中国软件的不成熟是关键。

　　在这种现象下，宋新宇博士认为，现在几乎所有的省、市甚至县、乡都在发展服务外包产业，这将形成一个多方博弈、共同做多的局面。

　　实际上，软件产业的产业链条比较短，上游是人才，下游是市场，中间环节是企业。服务外包也有很多的分支，包括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商业流程外包），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信息技术外包）、 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知识流程外包）还有IT技术设施服务，如果各地都去挤BTO，结果就会形成各地政府纷争的局面。 宋新宇博士告诉记者，我们思考的问题应该是各个城市应该做哪一块，而不是大家都一窝蜂去抢同一块。首先各地政府要根据自己城市的特点决定是否要介入竞争， 如果有人才资源也要确定是以BPO、ITO还是KPO为主。

　　在这方面，大连是个很好的例子。大连选择了软件产业，但是并没有把软件产业定位为一种软件的开发而是从软件外包和服务外包做起。目前大连已经引 进了200多家国外的大公司，其中有40家是世界500强公司。其次，宋新宇博士认为很多地方政府将个人所得税作为吸引人才的有效手段，但是，这里有一个 底线的问题，不能一味的降低税收。何永正也同样认为，政府对投资企业免厂房租金没问题，个人所得税返还也没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讲，到一定的时候，专业化的 服务可能比硬的支持和政策更具有吸引力。而只有将差异化定位好才能规避恶性竞争。

　　差异化竞争的三种出牌法要在差异化竞争中找到同质化，就要解决好三件事，一是了解软件外包产业，二是要清楚本地区人才储备情况，三是竞争对手的国际化。

　　总部在北京“硅谷”的彩威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勇这几天很忙，他先是飞大连，之后去武汉，最后落地西安。“空中飞人”吴勇此行主要是考察 建立研发中心的地址，他告诉记者，本来没有计划要跑这么多地方，原来选择在大连，因为大连政策比较优惠，两年免企业所得税，开始盈利后，3年的企业所得税 减半，如果出口超过70%，企业所得税按照10%收缴，而不是通常的33%，增值税按照3%交纳而不是通常的17%，出口软件时免征增值税和出口税，出口 技术时免征销售及所得税。现在他听到有的城市对于投资企业免5年房租，还有的城市永远免房租，于是他想多跑些地方看看有没有更优惠的政策。

　　对于这种各地政府争相博弈的现象，宋新宇博士则认为是件好事。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因为在这种博弈中，政府认清了自己区域 内的专长和特点，如果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发展某些高端软件产品的营销、推广和行业间信息传播；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可以利用自己地产、人才 的低成本，发展一些软件、服务外包等项目，各地政府不是认为什么来钱就一拥而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企业在选择合适城市进入时，也要考虑将品牌产品推 广放在大城市，而一些需要高成本、技术含量不高的业务放在二线城市研发。

　　宋新宇觉得，要在差异化竞争中找到同质化，就要解决好三件事，一是了解软件外包产业，二是要清楚本地区人才储备情况，三是竞争对手的国际化。

　　因为，不是每个城市都适合发展同一个产业，如软件外包产业，虽然中国IT外包服务市场一直高速增长，但截至目前，IT外包服务的用户群还相当狭 小。就IT外包服务的内容和服务方式而言，还主要局限于基础架构层面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桌面设备的支持与维护。其次，很多目前做得很成功地方政府，第一锹土 不是软件园的奠基，而是学院的奠基。

　　最近，重庆政府的“IT5000公益培训计划”主要针对重庆4所高校中即将步入工作岗位的大四学生，为当地企业修建“蓄才池”。从某种意义上 讲，做服务外包离不开人，不管是高端、低端、中端都是靠人。以北京为例，有40%的软件企业参与外包项目，软件行业60%～70%的营业额来自外包。在上 海和北京，一个软件外包工程师的月薪达到7000～1万元人民币，而同样能力的软件工程师在武汉只需要3000～4000元人民币。资本的特征是向成本更 低的地方流动，所以，近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大量的东部软件公司准备迁移到中部地区，目前首选的地区主要是武汉和西安。

　　同质化竞争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地方政府同质化竞争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和其他国家比如与印度相比，不是语言、技术而是管理上的问题。

　　中国要想在全球的外包业中形成有力的竞争，必须要有规模大的软件企业做支柱。麦肯锡的研究发现，只有12%的中国软件服务公司认为合并、收购和结盟是应优先考虑的事务。相反，印度的几家公司正在考虑并购中国公司来扩大他们的业务。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以及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兴起，服务外包成为服务业全球化的重要标志。IDG统计数据表明，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已达到1000亿美元。

　　宋新宇博士告诉记者，我国地方政府同质化竞争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和其他国家比如与印度相比，不是语言、技术而是管理上的问题，国外外包服 务在管理上很系统也很成熟，给客户服务好不仅要牵扯到价格和软件的具体开发，还要给客户一种真实、可靠的保证。从地域上划分，全球软件外包的发包市场主要 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外包接包市场主要是印度、爱尔兰等国家。

　　麦肯锡公司研究发现，最近对中国软件市场研究发现，中国要想在软件外包业对印度形成威胁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首先，中国必须巩固其高度分散的软 件行业，培育获得大型国际项目所必需的规模和技术。何永正同时也认为，各地政府在这种招商引资的博弈中，人才储备充足的前提下，扶植当地软件企业合并、收 购和结盟是未来发展的新模式。

    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周慕冰说，服务外包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和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重庆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发达的基础电讯设施、相对充足的专业人才供给和不断完善的法制监管环境，发展服务外包的潜力巨大。

    目前，重庆已引进ＩＢＭ、ＨＰ等跨国信息产业巨头和教育培训机构，今明两年将再引 进十几家著名软件开发公司，建设软件开发中心、信息服务外包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呼叫中心，聚集３万ＩＴ产业人才，形成２００多亿元销售值的软件外包基 地，加上本土软件开发服务，形成销售值５００亿元以上的软件产业。

    到２０１２年ＩＴ产业人才超过１０万人，软件外包产业销售值超过５０亿美元，建成国内重要的软件研发和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基地。

　　DMF文件的企业有200多个。

　　周小明表示，按照流程，获得DMF和COS认证仅仅是开始，国内企业要想进入欧美高端市场，还必须在通过认证后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目前不少企业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加紧申报进程，另一方面积极寻找进口商。

　　目前来看，欧美市场已成为我国企业最为关注的目标市场。

　　外包承接势劲

　　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大规模的投资、兼并和国际资本市场运作，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与销售网络基本形成，制药产业的国际分工与合作更加细化，从而带动国际外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医药领域合同研发市场将以16.3%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市场规模将达360亿美元；合同制造市场紧随其后，预计将以 大约每年8%的速度增长，到2011年，市场规模将达260亿美元。据权威机构统计，目前世界上约35%的制药公司都实行外包，这一比例将在2008年达 到47%，剂型开发、生产和包装阶段的潜在外包市场规模将达600亿~800亿美元。

　　周小明表示，目前我国在原料药、制剂方面的产能居世界第一，品种和工艺比较丰富，突破国外市场准入限制的能力将得到加强，科研基础较好，医学临床资源丰富，因此我国在承接国际药品生产与研发外包方面优势明显，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承接国际制造与研发外包，业务领域从药品先期开发，临床试验，到原料药、制剂和中小型医疗器械委托生产与加工 等应有尽有。其中，据BIOSPECTRUM专业杂志最近调查，目前在我国委托进行的药物临床试验达275项，数量居亚洲第3位。

　　海外上市也是一大利好

　　近年来，深圳迈瑞医疗、哈尔滨平川药业、沈阳三生制药、亚洲药业等医药企业，纷纷以首次公开发行等方式在英国伦敦、新加坡以及美国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

　　2006年，生物医药行业已位居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前五大行业之一，现已有近20家企业在海外上市（不包括香港股市），民营和股份制企业成为上市 主力军，上市公司的经营品种包括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中药和制剂等，而美国纽交所和纳斯达克成为我国药企海外上市融资的首选。今年以来，先声药业、贵州同 济堂、药明康德先后在纽交所上市。新一轮的海外上市融资潮将对中国药企跨越市场壁垒、更快进入所在市场流通领域、吸纳海外资金用于研发和生产等产生重要作 用。

　　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增强

　　从去年发生的国外针对我国企业违反知识产权的案件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成为困扰我国医药贸易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 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医药企业已成为国外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攻击对象。今年以来，大多数企业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自觉自愿地 采取了相关措施。

　　周小明表示，为做好这一工作，今年以来，医保商会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开展了宣传与教育，力求强化广大会员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同时，进一步加强督 导，要求所有参加国外展览的企业签订知识产权责任书，做到责任自咎，对违规企业予以公开曝光，并对国内企业之间的侵权和商标假冒行为予以追究等。目前还没 有再次发生针对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纠纷。“但这项工作必须常抓不懈，丝毫不能掉以轻心。”周小明强调。

　　随着大型制药公司继续加大外包业务的力度、将外包视为生产新产品的一种默认做法，今后几年里，合同生产领域有可能会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这是葛兰素史克欧洲合同生产部主任Jim Browne在近期于伦敦召开的欧洲医药合同生产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作出的预测。

　　从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医药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制药行业欣欣向荣，新品大量涌现，获批上市通道顺畅，对医疗补偿金和大量使 用药品的限制性规定较少，“重磅炸弹”药物的销售一路高歌。制药公司可以明确判断未来的药品销售，并投巨资扩大生产能力。在这样一个较好的环境下，大型制 药公司为了取得生产优势，纷纷在建设最大规模的生产厂上展开了激烈的竞逐。

　　那时的合同生产商所扮演的角色与今天完全不同，它们主要提供专门技术，或者寻找市场上对产品的需求超过大型制药公司内部生产能力时所带来的机会。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进入21世纪，市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度投资给大型制药公司带来的后果是，生产能力富裕而产品研发线日渐萎缩， 与此同时，监管力度的加大使新产品的获批时间推迟，而许多“重磅炸弹”药物正在失去专利保护。所有这些因素正在导致生产量的下降，由此，大多数大型制药公 司出现了产能过剩。不可避免的是，这已经促使制药公司越来越关注生产成本，并通过关闭或出售旗下工厂，缩减内部生产网络的规模。对某些制药公司来说，这意 味着在新产品生产量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外包生产业务已经成为它们的第一选择，而5年前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

　　在生产领域的另一端，也就是大型制药公司内部生产基地目前正在生产的那些专利即将到期的所谓“黄昏产品”（它们的利润率在下降），这些产品的生产业务被外包出去也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目前在合同生产组织（CMO）市场上，一个常见的情况是，大型制药公司将自己内部的生产设施出售给管理层，且往往连同供货合同一起出售，以维持 现有生产线的生产任务。Jim Browne指出：“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发展。在对生产设施先行出售之后，紧接着，大型制药公司会将其他资产剥离出来交给另一个管理团队。”

　　从战术转向战略

　　以往，大型制药公司的惯常做法就是在内部组织生产。在当时，CMO是它们的战术合作伙伴，而现在则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也就是融合进了大型制药公司的内部生产网络，并且往往通过长期合作建立起一种比较牢固的关系。

　　降低产品成本和与基础设施运行有关的管理费用是促使这种变化发生的一个因素，但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促进市场变化上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考虑到监管环境的变化往往意味着，对那些无法率先上市销售的新产品来说，医疗补偿是一个不明朗的环境因素。

　　笼统地说，目前大型制药公司的研发产品正在从大容量/小分子产品转向小容量/大分子产品，而后者大多是它们从规模较小的研究型公司那里通过许可 交易方式获得的。而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对生产的技术要求，而且往往使得生产业务外包变得更具吸引力（与大型制药公司在内部投资建设全新的生产线相比）。

　　大型制药公司的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已经使得欧洲合同生产领域得到了快速的扩张，其中许多CMO脱胎于大型制药公司出售内部的生产设施，并由此已经催生出了一个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经营领域。随着外包业务向合同开发服务和分销网络发展，这一经营领域正在继续发生着变化。

　　而在全球范围内，外包业务甚至更加充满活力，发展更为迅速。中国的二级生产业务也开始取得不菲的成绩。印度在合同生产领域投入巨资，二级生产行动大多与原料药生产互为补充，同时还提供全面的开发服务。

　　低成本？不一定

　　Browne指出，与在欧盟地区生产相比，将生产业务外包到印度和中国并不一定是低成本的选择。他说，比如从生产成本方面来看，欧洲许多合同生 产商提供的服务非常具有竞争力，完全可以与印度公司相比。因此，从成本出发来考量合同生产商时，可能也会将欧洲地区的许多CMO包括在内。

　　Browne指出，在成本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合同生产业务更青睐那些与大型制药公司内部的生产设施更加接近的“当地合同生产商”。不过，来自新兴合同生产市场的许多公司在定价政策上正变得更加聪明。

　　Browne说：“目前合同生产市场的利润还是比较丰厚的，但是，如果价格竞争加剧，合同生产价格就有可能走低。”

　　整合潮将起

　　Browne预计，CMO领域的快速增长正在引起包括私募股权公司在内的投资者越来越大的关注，而这将通过合并和收购以及新竞争者的加盟推动整合的步伐。

　　这种整合也受到了医药领域尤其是大型制药公司的需求的推动，大型制药公司正在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它们希望这些合作伙伴既能够提供全面的开发、规模化和生产服务，也有实力和资源确保它们将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

　　Browne表示，在其它许多行业，成本是外包的第一考虑因素，而在制药行业，确保供应可靠、质量上乘和交货及时要比成本更为重要。